“手机號隨时可以打。邮箱——如果哪天你觉得电话不安全了，用邮箱联繫我。不要在邮件里写具体內容，只说『有事』，我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回你电话。”
李长安接过纸条，折好，翻开《百无禁忌录》的封页，把它夹在那行“十八岁后方可启封”的字跡旁边。纸条刚好能卡进封页內侧的摺痕里，不露边角。苏青黛看了一眼那本泛黄的线装书，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也许是想问他这道禁令的来歷，也许是想说“你的书里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没有说出口。她把帆布包背上。里面装著从派出所档案室复印的全部案卷，水质数据硬碟的备份，帛书照片的存储卡，以及周阿婆给水莲留下的那块碎花布片——用密封袋装著，压在笔记本最底层。这些不是证物——证物已经被上面封存了，编號、贴签、入库，然后被无限期搁置在某个落灰的物证架上，迟早会在一次仓库清理中被当作过期案件材料销毁。这些是一个法医对一个死了二十二年的年轻女人的承诺。证物会被销毁，承诺不会。
赵卫国从村委会赶来的时候，班车已经在镇口等著了。他手里提著一塑胶袋东西，是村里几个老人听说苏医生要走了凑的土特產——晒乾的野蘑菇用旧报纸包著，自家醃的腊肉用棕叶捆了两道。他把袋子放在苏青黛座位旁边的行李架上，笨拙地搓了搓手，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两下，最终只说了一句“路上小心”。苏青黛把袋子往里挪了挪，对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这两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水莲的孩子——一个是被水莲缝了虎头鞋却从未见过她的亲生儿子，在四十三岁那年才知道生母的名字，给她立了碑，墓碑上刻的是“子赵念安立”；一个是通过水莲的故事找到了自己选择法医这条路真正意义的年轻女人，七岁那年母亲出门买蜡笔再也没回来，她从那天起就在找答案，找了十几年，在水莲的档案上写下了“重新检验”。他们之间不需要太多话。有些人在同一个故事里各自找到了各自的东西，一个找回了母亲的墓碑，一个找回了继续找下去的勇气。
班车启动的时候，苏青黛透过车窗看了李长安最后一眼。他站在派出所门口，背上还缠著她亲手包扎的纱布，脸色因为失血和持续低烧仍然苍白。但他的眼睛还是那种沉静得出奇的黑，和她在死人潭边第一次看到他时一模一样。那天他从警戒线外面走进来，蹲在潭边蘸水尝了一口，说水甜而有腥气，活水藏尸。她当时以为他在胡说八道。现在她的记录本上画满了骸骨阵列的示意图、青铜棺的尺寸標註、倒生树的素描，数据曲线和显微照片占了半本。班车拐过山路，派出所灰色的墙面和铁丝网围栏消失在松林背后。她收回目光，从帆布包里取出那本记录本，翻到最新一页，在顶上写了一行字：
“7月21日。离开青云山。案件状態：已定性（官方）。真实状態：未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