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黛接到省厅的召回通知是在七月二十一下午。不是她申请的，是上面直接下的。通知只有两行字，措辞公事公办——“借调期满，请於三日內返回原单位报到。”她本来可以申请延长借调，省厅没有理由拒绝一个正在跟进案件的法医继续留在案发地。但她看完这行字，把通知放在茶几上，对李长安说：“不用延了。我回去。”
报告被否决这件事已经让她看得足够清楚。这不是正常的行政流程——一个从外单位调来、从不插手个案评审的副主任，在她提交报告的当天就亲自否决，理由是“研究方向不符合科室年度规划”。那个电话从市局直接打到派出所所长办公室，打电话的人姓孙，分机號掛靠在防汛办，实际办公地点在后勤保障科，而那两个登记在册的人员档案里有一年以上的空白期。所有这些信號指向同一个事实：有人想让她离开青云山。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是因为她离真相太近了。她决定不抗爭。不是退缩，是策略。在外面她只是一个借调法医，没有独立执法权，没有档案调阅权限，所有的信息获取都受制於现场勘查的边界。回到省厅，她是技术科在编的正式法医，可以申请调阅档案，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源，可以在体制內部找到那个“李副主任”到底是谁的人，可以查清楚那个分管后勤保障却把手伸到刑侦口的“孙副主任”背后还有谁。
她把帆布包放在茶几上，一边往里装东西一边告诉李长安她回去之后要查的两条线。第一条，静虚这个名字在全省公安系统的档案里有没有任何记录。师父既然在多年前来过死人潭，能独自完成水下勘探和封印操作，他不可能完全绕开本地的一切官方系统——至少，他和那位退休老刑警有过交集。那条线也许已经断了，但档案不会说谎。第二条，被否决的水质异常报告和尸毒样本分析。数据她全部有备份，她打算在合適的时机匿名投给第三方的学术期刊，用公开发表的方式绕过內部审批。一旦论文进入同行评议流程，数据就有了独立的学术档案编號，再想“无限期搁置”就不是一个副主任签个字能解决的了。
离开之前，她去了死人潭岸边最后一次。赵卫国带人把铁丝网围栏立好了，镀锌铁丝在午后的阳光下泛著银灰色的光，每隔三米一根水泥桩，桩基灌了混凝土。警示牌钉在入口处最显眼的位置，白底红字写著“水库危险，禁止靠近”。她站在围栏外面，看著那片铅灰色的水面。阳光正好，水面反射著刺眼的白光，波纹细密，和七月十五那个晚上的黑暗完全像是两个世界。她蹲下来，把手伸进围栏的缝隙里，指尖蘸了一点潭边的水。水质检测仪的探头还在包里，但她没有拿出来。这一次她不需要数据。她把指尖上的水轻轻弹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
沿著砂石路往回走的时候，她忽然开口，语气出奇地平静，像是在做一份补充报告，而不是在说自己的秘密。“我七岁那年，我妈出门说去供销社买蜡笔，再也没回来。警方以离家出走结案。我后来做了法医，觉得只要找到足够多的证据就能让死者开口说话，让他们告诉世界是谁对他们做了什么。”她走了几步，看著脚下那条通往镇上的砂石路，碎石在鞋底发出细碎的碾压声。“水莲告诉我，有些时候死者需要的不是真相，是有人告诉她们可以不用等了。这比真相更难。”她顿了顿，侧头看了李长安一眼，目光落在他肩上——后背上缠著的纱布从领口微微露出一个边角。“但你不一样。你需要的是真相。你的真相还没开始。”
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两行字。笔跡和她在解剖台前写鑑定报告时完全不同——不是那种工整到近乎刻板的印刷体，而是更快、更轻、带一点连笔的私人书写。第一行是手机號，不是省厅的工作號，是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用的私人號码，通讯录里只有不到三十个人。第二行是一个邮箱地址，不是省厅技术科的工作邮箱，是她用化名註册的加密邮箱，伺服器不在国內。她把纸条递给李长安。